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总结道：“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1］”这是孙中山对待文化观的一贯方针。他还更明确地说过自身思想的来源：“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我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2］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有源于我国传统的，也有引进西方的。他对于中西文化观上的“融贯”，按照时间划分，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并体现出了不同的政治倾向。

1 援西入中，寻求救国真理

第一个阶段是在辛亥革命以前，此时的孙中山援引西学补充中学，将“融贯”表现为政治纲领的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构成了三民主义。此时期的三民主义属于旧三民主义的范畴。旧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产物，主要解决民主独立、民权行使与民生发展三大问题。孙中山对于探索中国的出路，不得不思考文化的取向。面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孙中山积极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正规的民主主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孙中山对中国进行改造必须因袭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防止外来文化引起排异反应。因此，孙中山在锻造自己的革命纲领的时候必须考虑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契合，以此作为民主主义的启蒙前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旧民族主义的内容具有积极的战斗意义，明显是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与传统“华夷之辨”结合的产物，体现了国家要求独立的迫切愿望。虽然它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但是将矛头指向了腐朽的清朝统治，最终推翻了反动政府。“创立民国”是旧民权主义的内容，构成了推翻封建君主的利器，这是共和思想进入中国的重要标识，但是存在历史局限性，缺乏明确的民众权力建设，也缺少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平均地权”是旧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旨在预防资本主义的弊端，具体以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方式实现土地国有，但是旧民生主义将地租转交给国家，没有解决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问题。

在旧三民主义这一纲领下，孙中山还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政治方案。他还参照了中国传统政治管理思想中的监察制度与考试制度，以美国的立法、司法、行政三大制度为模板，形成了五权宪法，以弥补三权分立的缺陷。可以说，旧三民主义就是援引西学于中学，经过整合“融贯”之下的产物。旧三民主义的目标是要“建立民国”，采取符合世界潮流的共和政体，取代腐朽的君主专制。他认为民众理应拥有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权利，“人民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3］。旧三民主义面向传统的解释较少一些，吸收西方的精华多一些，其政治上的诉求是为了加强中国的凝聚力，对中国本身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必然体现出“融贯”中西。究其实质，他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结合中国实际推陈出新，将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注入世界潮流，并做出新的解释，使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绽放出洋为中用的奇花异朵。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西方进步思想的传入，西方政治理论、制度与落后的中国现实对接不上，中国内部南北地区思想也存在着差异等诸多矛盾，他试图用西方的文明来改造中国时就显得瞻前顾后、左右为难。所以，他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选择中，选取的都与中国某种传统思想能够承接的东西，也就同时做出了一些西学中源的解释。

辛亥革命以前的孙中山就看到了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弱势地位，必然会怀疑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性。他不仅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认同危机，而且产生了文化自卑心理。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光环不但消失，还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危机感和文化自卑感，特别是西方的侵略势力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更是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担心文化侵略会使中国丧失自身的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丧失固有的民族精神。孙中山将文化自卑感化作动力，利用西学中的精华来拯救中国人的思想。他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明，并同时转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在文化的冲突中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文化理念，力图改变中国格局上的位置。

孙中山秉持清醒的态度，坚定地认为中国不能事事迷信西方，更不能全部照搬照抄西方文化。中国应该有所辨别，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并大力推广，然后“渐渐发明”，进而使中国在各个方面“转弱变强，易旧为新”，旧事物才能转换为新事物。孙中山主张根据中国实际现状，对西方文明进行学习和吸收，这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西方文明中的一些弊端。由此可知，孙中山是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甄别吸收，按照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来吸收有价值的成分。